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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网上得知，抗疫期中，韩国援华防疫物品的车厢上，写有”道不远人，人无异国“的大字标语。这八个字，出于崔致远所撰《双磎寺真鉴法师碑铭》。崔致远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，最后四年在扬州度过。身在中国，恰如在本国一样，毫无异国的感觉，“人无异国”是他切身的体会，扬州更是他念念不忘之地，这使人再次想到他的《桂苑笔耕集》与扬州的密切关系。
在两国的友好交往中，被称为“扬一益二”的交通枢纽的扬州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据日本僧人圆仁在《人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所载，他足迹所经的北起登州(今山东蓬莱)、莱州(今山东掖县)，南自楚州(今江苏淮安)、泗州(今安徽泗县)，到更南的扬州，都有新罗商人的踪迹。可以推想，这些地方连贯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受益面很广的新罗人的商业网。为了供应新罗人的居停，各地设有新罗馆、新罗所、新罗坊等。扬州的新罗坊，有很多新罗人在这里来往居住。上述的《行记》中还提到，有不少新罗的通事(翻译)奔忙于扬、楚之间，他们通晓汉、日语言，为中日交往作了沟通。这中间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的，当是晚唐时新罗学者和诗人崔致远在扬州的活动。
崔致远十二岁时主唐求学。人唐后“追师学问无怠”，于僖宗乾符元年()以宾贡进士及第。崔致远经过一段时间的“守选”，被授为江南西道宣州溧水县尉。
任满三年后，应赴吏部铨选，以定升迁。适逢高骈以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开府扬州，崔致远遂以自荐的方式，进入高骈的幕府。
崔致远在高骈幕中，“凡表状文告，皆出其手”。所作文札三百多篇，表、状、奏、启、祭文等各体具备，多为骈文，文辞典丽，用典娴熟，灵动流畅。王仲荦先生在《隋唐五代史》中称其“可以和中国作家媲美”。曾因代高骈作《讨黄巢书》传诵一时，奏除殿中侍御史，赐绯鱼袋。
今存《桂苑笔耕集》，都为在高骈幕中所作诗文，对当时的政治动态，军国大事，典制礼仪，山川形胜，乃至个人的家国之思，感事伤时等，均有较多的反映，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，有的还能补史书之未备，如《贺收复京阙表》记述了黄巢的退出长安，《贺杀黄巢表》记述了黄巢之死，《奏诱成令瑰》记述了黄巢部下成令瑰率步军四万、马军七千投降高骈等等，都是研究晚唐史很有价值的文献。陈寅恪先生指出：崔致远《桂苑笔耕集》代高骈所作书牒，关于汴路区域徐州时溥四洲于涛之兵争及运道阻塞之记载甚多，俱两唐书及通鉴等所未详，实为最佳之史料。更有不少与扬州直接有关的，如在和藩镇间互赠物品的书札中，对扬州当时的金银、服饰、锦帛、漆器等多有记述，是研究扬州工艺技术的宝贵资料。
崔致远在扬州高骈幕中生活了近四年。中和四年（）深秋，崔致远从扬州出发，至山东牟县（辖境相当于今山东蓬莱、栖霞、海阳一带的东面）乳山候风，于次年即元启元年（年）春季，回到了故土新罗。
崔致远在扬州度过的四年中，写下了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很高的三百多篇文章和六十首诗，编成了二十卷的《桂苑笔耕集》，这在古往今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绝无仅有，在地方史上更是扬州唯一。这一不朽的文字因缘，展示的不仅是历史，也推动着扬州和韩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。
崔致远在文学上的成就，一直受到高度推崇，高丽时期的大诗人李奎根说：崔致远孤云，有破荒之功，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。另一位李朝前期的文人成见说：”我国文章，始发挥于崔致远，致远入唐登第，文名大振，至今配享文庙。“美国人梅维恒主编的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》中也写道：”他（崔致远）的《桂苑笔耕集》，是那时留存下来最大的一部骈文与诗歌文献。他对绝句有强烈的偏好，虽说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其七言律诗。“都可见崔致远的文学成就和对朝鲜古代文学的巨大影响。而这些大多是在扬州完成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