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母亲。
中师毕业的母亲。
母亲十四五岁，在青岛市立女中读书期间，于教学楼前的合影。中间戴眼镜的老师与右边女老师后面中间那位，就是我的母亲。
母亲最后生病之前，我给她在青岛海滨拍的照片。
看官，我对母亲，一往情深。
母亲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。只要她干活累了，才能够有空闲下来。这个时候，她就喜欢看她的照片。我看过母亲的很多照片，多数是在姥姥家看的。有母亲小时候的，几岁时的照片，还有母亲上小学、中学时的照片。可是，等到母亲结了婚之后，却很少有照片。
母亲最喜欢的一张“证件照”，就贴在她的教师证上。同时，我也很喜欢她的这张照片，感觉母亲似乎天生就是一位教师，对人和蔼可亲。
在这张照片上，母亲身穿一件驼色薄呢子外套，领口上还围着那条花色毛围巾。这件驼色外套，是她最喜欢的，穿了一辈子。母亲每次穿的时候，都是小心翼翼地熨烫平整，把上面粘着的头发和碎纸屑都一点点捡下来，从来没有一丝马虎。
母亲常说，当教师，就得为人师表。为人师表不是一句空话，也不是光心里有就行了。而是要体现在穿衣戴帽上，体现在走坐站一举一动的行动上。学生们叫你一声老师，这不仅仅是尊重，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向你学习。他们每天都在观察你、打量你，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称职的、合格的老师。
母亲还说，她的学校里，曾经有位姓傅的教导主任，戴金丝眼镜，头梳得油光铮亮，制服的风系扣永远扣着，裤线熨得像刀刃一样，皮鞋乌黑，一尘不染。她说，那才是一个完美的教师形象。只可惜这位老主任早早退休了。母亲说：“你在三四岁的时候，也经常见他，他还抱过你呢！”
叫母亲这么一说，我也记起了这位傅主任，可是我并不喜欢他。我总感觉他像旧时代上海滩大公司的老板，不像是一个教师，起码不像是母亲这样的朴素的教师。有一次我把这种印象告诉了母亲，她开心地笑了。她说：“他原来是旧时代的教师，不是教小学的，所以身上还带着旧时代的那种风度。”
母亲的老家是山东掖县，现在叫莱州，属烟台代管。母亲姓宿，叫宿美凤，年生于青岛四方发电所。听姥姥说，四方发电所当时就有职工医疗站，母亲就是在医疗站出生的。这个四方发电所，就是今天人们说的青岛发电厂。
我的姥爷宿守臣，19岁就在这里学徒，后来成了四方发电所的锅炉工程师。
姥爷青年时代在青岛非常有名，行话叫武靶子，会飞檐走壁，跌打滚翻，也是一代武林高手，曾被誉为琴岗“八大金刚”之一。母亲说，我的个性就非常像我的姥爷，喜欢独立思考，不喜欢跟别人一样。
年9月1日青岛特别市代市长吴思豫在陵县路成立青岛国术馆的时候，姥爷一度曾被聘为国术馆的教习，主管着四方地区的许多个拳房。母亲说，当时你的姥爷在四方、水清沟这一带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的人都怕他。他敢于主持正义。不管是双方打仗斗殴，黑吃黑，只要他一出现，事就全压下了。
母亲还帮着姥爷在四方北岭削平了一座不到一亩地的小山头，作为武术训练场。在这里，姥爷是白天烧锅炉，晚上设帐授徒。在我两三岁的时候，大约是年以前，母亲还带着我去那个训练场捉蚂蚱、掐茄子、摘葫芦。记得我在这里玩时候，早已不当武术训练场了，已经开辟成了菜地，成了一个周围围着栅栏和树木的菜园子。
那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，正是国家三年暂时困难时期。人们都吃不饱，尤其是没有菜吃。姥爷的菜园子就成了四邻八舍“偷摘蔬菜”的宝地。听母亲说，一开始，你姥爷还看着不让人去摘。后来，看看大家都饿得不行了，也就将蔬菜连根拔了，到吃不上饭的人家去送。不到一亩地的菜园子，本来就种的不多。再加上自己家里吃，别人“偷”，还能剩多少东西？所以用不了几天就送光了。
为此，我姥爷就多了几个干儿子。母亲说，那个时候，四方电厂宿舍附近的人都快饿死了，你和你小舅不是还到北山上去撸槐树叶子了吗？人家能够有口饭吃，叫你姥爷一声干爹，这可是真心的，没有半句假话！唉，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。我也经常饿得眼睁睁地盼着吃饭的点儿。当时，总感觉每一天都特别长，特别难熬。
听母亲说，我姥爷早年的公开身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。当时，姥爷在四方发电所当锅炉工程师，锅炉房是个发电的要害部门，不入国民党是不行的。但姥爷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，是赖可可线上的。年春天，青岛快要解放的时候，姥爷就去想办法动员厂长徐一贯护电护厂，防止国民党在向台湾逃跑时炸毁发电厂。谁知青岛一解放，徐一贯也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，他们两个人都是一条战线上的。但当时谁都不敢暴露自己，因为不了解对方的身份。为了保卫电厂，姥爷原来是有功之臣。
就这样，青岛解放后，姥爷就成了青岛市第一届工人代表和发电厂的劳动模范。他的事迹也经常刊登在当时的《青岛日报》和电台上。有时，还有图片和专访。还记得我进报社的时候，认识一位老主编，他的名字叫陶品金。因为他年曾经采访过我的姥爷，所以我对他提起这些往事，几十年了，他还记忆犹新。他说：“我当时也是刚进青岛日报社不久。一听说要去采访发电厂锅炉革新能手宿守臣，我都非常激动。你姥爷太有名了。当时的报纸经常有关于他的消息。如‘宿守臣又改造锅炉了，青岛发电厂的发电量又提高了！’你想想，青岛刚刚解放，是多么缺电啊。电量一增加，又会有多少个新项目上马。”当我听到陶品金如此描述我姥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别说是什么滋味了，乐坏了。
大约在我10岁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拿着母亲的教师证，到青岛市教育局，或市南区教育局去给母亲领教师用的《教学参考》或辅导教材。母亲在我的眼里，就好像是一座知识库。她不是什么都懂，有她懂的，也有她不懂的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她都会实实在在地把实情告诉你，让你心里有底。我的母亲，就是这样一个诚实之人。
有一张母亲十四岁时候的照片，是母亲至今留下的她最早的一张照片。那是年的夏天，她正在青岛市立女中读书，整天穿着学生的“大褂装”。母亲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，甚为老师的喜爱。母亲日语、英语都会一些，琴棋书画、唱歌、体育都很好。性格开朗，喜欢交朋友。就是这个夏天，她们要欢送一位教师外出讲学，师生们集体照了这张像。
母亲回忆说：“当时在学校里照完了集体像。我们又都去了中山公园，在公园里又唱歌又跳舞，还猜谜语，玩得特别开心。”
就是那个时候，母亲民喜欢读王度庐的小说。她说，王度庐个子不高，清瘦瘦的，说话也细声慢气的，全然没有他在武侠小说里描述的那种英武之气。那时，日本人还没有投降，青岛朝城路小学还曾经是青岛女中的辅导培训学校。每年暑假，这所学校都要举行假期的辅导和培训，主要是面对着女中的学生和社会人员进行的“社会课堂”。所以，一到暑假，天又热，这所学校又处在海边，去听课的人就特别多。
一次，学校请了正在《大青岛报》上连载武侠小说的王度庐去讲课。报上一登消息，去的人就挤满屋子。母亲还记得，王度庐那天讲的是“中国地理和南北风俗的差异”，课到是没有什么新奇，挺幽默的，常常逗得大家笑个不停。但是，人们更关心的是看看王度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还有，大家有一肚子的话要问他。所以，一下课，许多人就围着王度庐不停地问这问那，都在关心着他书中人物的命运。
王度庐说：“小说中人物的经历和命运，是原来设计好的，不能随便改变。如果改变了，故事就讲不下去了，也就没趣了。”有一句话，母亲记得最清楚。王度庐说：“不管是什么小说，书中总得有个坏人。没有坏人，就成不了小说。”母亲说，他说的真对。你看看我们的身边，不管是哪个群体，哪个社区、街道，不是都有坏人吗？在这个社会上，坏人是断不了种的。是啊，母亲的话，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得到了一个答案。这就是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将来的人生之路，一定不会是平平坦坦的。只要有坏人在，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。
在母亲上学期间，有几件小事是她一直忘不了的。
母亲当时住在四方北岭，学校在前海海边。母亲是家里的长女，又是老大，为了给家里省钱，她上学总是步行去步行回，很少坐公交车。所以，一双线袜子穿不几个月就破碎了。有一年的暑假，姥姥对她说：“你三婶叫你去给她收拾收拾家，在湖南路上，正好离着你学校也不远。她说你勤快，干活麻利，正好趁着放假去帮把手吧。”才十五六岁的母亲，就欣然答应了。
母亲的三婶，是我三姥爷的小老婆，我叫她三姥娘，人长得小巧玲珑，能说会道，还白净漂亮。她比我母亲也就大个十几岁，直到六七十岁也是干净利索，一表人才。
我的姥爷，弟兄三个，姥爷排行老二。他的弟弟，就是我的三姥爷。三姥爷是个生意人，为人很善良，说话慢声细语，总怕吓着别人。那个时候，三姥爷年轻时候是一家糕点厂的老板，出入穿戴很体面，生意做得很红火。
母亲说，一到三婶家，发现我三姥娘给她安排的活很多。又要拆洗冬天的被褥，又要熨烫床单和各种毛料衣服，又要把他们全家里里外外都擦洗一遍，如果不抓紧干，恐怕一个暑假也干不完。
母亲说，她真的干了整整一个夏天，像一个小保姆一样，累得浑身生疼，像散了架子一样。终于，在临近女中开学的时候，这一大堆的家务活总算是干完了。三姥娘高兴得合不上嘴。她对母亲说：“为了奖励你干了一个夏天的活儿，就送你三双高级日本袜子吧，开学好穿，到了学校，也好给同学们展扬一下。”母亲千恩万谢，从三姥娘手里接过一个花色精制的小纸包，心里就别说有多么高兴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三姥娘还特意嘱咐说：“路上别打开，好好拿着，等回到家里再看。”
母亲说，她那时也就是太小了，不懂得大人的规矩。出于好奇心，从湖南路一拐弯，刚刚走到大学路上，就偷偷打开了那个漂亮而耀眼的小纸包。对着阳光，母亲一看，里面果真包了三双提花袜子，确实很精制很好看，是正宗的日本货。两双是呢龙袜，一双是当时市面上很难见到的锦纶袜，当时心里美极了。可是，当母亲仔细查看这三双袜子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这三双袜子都是三姥娘穿旧的袜子。并且每双的大拇指处，都破了一个大洞。说到这儿，母亲的脸变得严肃起来。她说，我当时气都不打一处来，怒火中烧，抓起这三双袜，就扔到了大学路边上的一个垃圾箱里了。
母亲回忆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不很平静。她说：“就没有这样对待一个诚实的孩子的。你再有钱，也不能这样侮辱一个把心都掏给你的孩子。”
我听了母亲的讲述之后，打心里崇敬母亲当年作为一个学生的气节。母亲就是用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小事，一次次地教育了我。她让我懂得了人活着，就不能向邪恶低头，要堂堂正正地做人，要活得像个人样。
后来回到家里，母亲把这件事给我的姥姥说了。姥姥说：“你做得对，咱们家也不缺钱。等找个礼拜天，我和你一起到街里去，买几双日本袜子。”
姥姥这话说得也真对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姥姥家也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富裕之家。
就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吧，那是我记忆最为清晰的年代。姥姥家住在四方北岭的电厂宿舍，就是现在青岛第十七中学对面的小山坡上。那里有一座苏式小楼，也是像现在这样的单元楼。大概是三层楼吧，每层两户，一共可以住六户人家，姥姥家就住在第三层上楼右手的第一户。一进门，是一个大长走廊。往里走右侧是厕所，再往里走是一个大厨房。如果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底，左右有两个门，右面有一大间，约20几平方，左面的那个房间更大，更宽敞。就是这样一个大套房，在那个时代，可以说是别人家不可想像的。所以，这楼被称之为“捷克楼”，也叫“专家楼”。
那么，为什么叫“捷克楼”呢？原来，大约在年左右，青岛发电厂要上新的大型发电机组，华东电网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来青进行调试。你想，苏联专家来，一定要有地方住。所以青岛发电厂就先期给他们盖了这座楼。据说，这座楼的图纸还是采用了苏式设计。所以每层的尺度都很大，门窗也很高。接下来，事不凑巧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在那个时候，中苏的关系就开始发生了某种细微的裂痕，可是青岛方面当时却并不知道。楼虽然建好了，可这几位苏联专家，我们一等二等，就是十等八等，最终也没有来。据说，最后中方万般无奈，不得不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。
捷克专家来了之后，当然就住进了这座楼。有趣的是，有一位捷克青年专家，还随行李从欧洲为自己空运了一辆自行车来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原来，这位捷克青年专家是一个优秀的自行车运动员，调试完发电机组之后，他还要赶去参加当年的奥运会。所以，他在青岛的这些日子里，每天都要进行自行车训练。长话短说，当时我姥爷就是陪同这些外国专家调试的中国专家之一。
大约他们在青岛待了有几个月吧。发电机组调试成功之后，临行前，这位捷克青年专家为了表达对我姥爷的敬意，就把这辆当时欧洲最新型的自行车送给了我姥爷。后来我姥爷也住进了“捷克楼”。
所以说那个时候，姥姥家不仅有自行车，还有非常高级的坐式电唱机。唱片都是一盒一盒的，有许多苏联唱片，还有上百张中国唱片。还记得我当时最喜欢听的几张唱片是《南方的岸上》，外国的轻音乐，里面有钢琴、手风琴和铜铃等伴奏、《小姑贤》、《初春》（这是朗诵）、《九九歌》（也是朗诵）、侯宝林的相声《戏剧与方言》，还有周旋、马国光、马玉涛等等影人和歌唱家的唱片。
姥姥家，就是我童年的乐园。墙上挂着一杆汽枪，没事可以和小舅一起到四方山上去打鸟。走廊里摆着我姥爷习武的兵器，如刀枪剑戟棍等等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姥爷的三样东西。一个是关公大刀，一个是九节鞭，一个是梢子棍。因为这三样东西，别的习武人家多数都没有，或者是不够专业，重量不够。就说姥爷的九节鞭吧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拿都拿不起来。每一节，都是六棱钢柱，沉甸甸的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吃过饭后，姥爷就拉着我的三舅和小舅到东山上去学拳。我当然也和尾巴似的在后面跟着。姥爷教给他们的拳种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，叫“四路奔打”，练上一趟下来步法快、身法变换也很快，两个舅舅都累得大汗淋漓。
后来，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吧，我曾就此拳种还请教过青岛的国术名家周永福先生。他说，这种拳现在没人练了，原因是中心开花，四方全打，还要全速“奔打”，没有过硬的体力是不行的。这叫做眼观六路，奔打四路。周永福先生确实是拳篓子，没有他不懂的。小时候，我跟姥爷也学过几段拳，当然只是一开始的初级，如站桩、潭腿和简单的擒拿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母亲总是在一边看我练，默不作声。
几十年后的一天晚上，我母亲说，你知道你姥爷还跟毛主席的武术老师“千斤王”王子平学过拳吗？那个时候，王子平和济南镇守使马良都在青岛教拳，他们是在推行新武术。有时王子平还到广州路3号电业局来。他来的时候，都是晚上，身边跟了一大帮人，你姥爷就在其中。母亲说，在她小的时候，还见过我姥爷与王子平一起练武照的大照片，只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搬家时，不知弄到哪里去了。
有一张我和父母年春节时候，在青岛天真照相馆照的全家福。至今，这张12吋的大照片还挂在我们家里。我非常珍惜这张照片，因为这是我和母亲的第一次“正式照片”，当时我才刚满周岁。还记得我当时戴的兜兜是天蓝色的，胸前是手工绣的红五星。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照相前要到理发馆里去剪头，我哭着死活不让剪额前的长头发。理发师看我哭成这样，也拿我没办法。母亲最后说：“别剪了，就这样吧。”结果，等照完像，相片洗出来一看，还行。母亲一直对这张照片非常满意。
母亲最后的学历是“中师毕业”，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即青岛教师师范学校毕业。那时，她还保存着一枚青岛师范的校徽。有时拿出来，我还帮她擦拭过，还戴在胸前给她看。
由于她身后还有4个弟弟和4个妹妹，她是长女主家，所以就没有再考大学。但母亲后来自修了大学的学业。如果她让给你说起中国古代的事情，她要比一般的老师都专业。但母亲从不当面评论人家，不管人家说什么，她总是一笑了之。母亲常常对我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学问才是自己的。学问是一个人一生的指路明灯。现在，我对于母亲的话，真正理解了。
母亲说，中师毕业后，她还挺壮的，就去了青岛发电厂子弟小学教书。曾经荣获青岛发电厂职工运动会手榴弹第二名。她的一个同事曾经当着我的面风趣地说：“你妈妈可会扔手榴弹了，前两次都扔得特别远，可惜都出界了。第三次扔在界内，就得了第二名。”母亲补充说，她就读青岛女中的时候，就会扔手榴弹。当时学校里经常军训，所以每个学生都会军事训练那一套。扔手榴弹是最基本的运动，还有急行军、射击等等。
在年夏天，她正好26岁的时候，母亲结婚了。她说，她终于不用再给一大家人做饭、洗衣、缝被了。她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这是她真正人生的开始。
母亲一开始在四方发电厂子弟小学当教师。后来，去了四方小学。四方小学，是母亲最喜欢的学校。她经常利用暑假，组织附近居民学习文化课。到了春天，她还常常带领学生们去中山公园看樱花，写作文。母亲说，中山公园的樱花，特别美，花形也很特别，中国别的地方都没有。不过，母亲还说，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都不是日本人栽的，是上个世纪初德国占领青岛时种下的。后来，日本人也在这里种过樱花，但不多，不能都叫它们“东洋樱”。
母亲后来在青岛濮县路小学当教师，主要教高年级毕业班，一直到年最后病退。母亲多才多艺，画画得好，书法也写得好。
记得是个暑假的一天。母亲一大早嘱咐我说，等你睡醒了之后，就去学校帮她翻一翻晒在操场上的被褥。我说好。可是，当我醒来之后，刚一出大门，就听到有清脆的钢琴的声音，而且那琴声特别优美，旋律很动听。于是，我就寻着声音去找那个弹琴的人。等到进了学校，又找到发出声音教室一看，原来是我的母亲在弹琴。这叫我吃惊不小。
我问，你还会弹琴？母亲说，旧时代的老师，会弹琴并不是新鲜事。现在的青年教师，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多数不会。是啊，母亲不但会弹琴，还会吹口琴。她曾经在西镇的云南路商店里花5分钱给我买了一把7孔小木口琴，她躺在凉席上，给我吹了好几首曲子。现在想来，她吹得真美。让我想到这个世界是那么快乐、富足和美丽。
母亲与同事们相处，非常融洽。大概是年左右，我借了一架海鸥相机，要给母亲在中山公园照相。
母亲说：“好。那就给我和同事们也照一下吧。我让她们也跟我一起去。”
于是，母亲就请了她的同事，在中山公园的儿童乐园亭子下，我给她们照了几张像“野像”。还记得在这张照片正中，织毛衣的、抬着头的，就是我的母亲。左面站立的，名叫吕维珍老师。她当时还领着她的小外孙女。吕老师与我关系很好，后来知道她还是我的好朋友、著名学者王晓强先生的小姨。从这里说，我与王晓强先生还是世交。
大概是年左右，我们住的汶上路号大院，要大修房子。母亲就向学校暂借了两间房子，住在学校的西南角，是两间小平房。在这里，我们家住得很惬意，母亲也很舒心。我知道歌唱家李谷一的名字，还是这时候母亲告诉我的。
有一天上午，母亲对我说，李谷一的歌声最为甜美，你如果有空，今天中午12点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《每周一歌》的时候，就能够听到她的演唱。
这天中午，李谷一演唱的是《洁白的羽毛寄深情》。我一听，心都要化了，真的，确实好听。这首歌是凯传作词，施光南作曲。这首歌是专门为第三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创作的，真是好听极了。
母亲还评价说，在当时的中国作曲家当中，有三位最有特色的作曲家，他们是雷振邦、李劫夫和施光南。他们三位作的曲子，一听就和别人不一样，都有自己独到的东西。
我当时在青岛盐化厂当工人，上三班。听母亲这么一说，不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每周一歌》要听，就连其他的文化节目也不放过。还记得每天下午4点半的时候，收音机里还有一个讲述古文的节目。只要是有空，能碰上，我也仔细听一听。我当时想，反正也得学习，能在收音机里听一听，也是一种学习的好方法。
至今，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收音机里讲述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诗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。那是由著名诗人臧克家撰稿。确确实实，播音员讲得好，臧克家写得也好。
母亲说，臧克家年轻时候就在国立青岛大学上过学，他是闻一多的学生。现在的山东海洋学院里，还有一座楼，就是当年闻一多先生住的，青岛人都叫它“一多楼”。我当时听了，感觉很神奇，一定要找时间去亲眼看看这座楼。
母亲说，你要去，就得礼拜天去。平时人家学生都上课，不要影响人家学生上课。
好。找了个礼拜天，我还真的去了。进校门的时候，传达室的老大爷问我：“来干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想要看一看‘一多楼’。”
他惊奇道：“一座老房子有什么好看的？好，你愿意看，我就带你去看一看。”于是，我在他的带领下，专门去看了看这座小楼。站在小楼下，这位老大爷还给我讲起了关于闻一多的一些往事。比如，闻一多当时有两个得意门生，叫做“闻门二家”。一个就是臧克家，别一个是陈梦家。他的这两个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化界的名人，学业有成。
老大爷还说：“闻一多有个毛病，就是生活杂乱，不修边幅。整天家挠骚着头，也不洗。脚上穿着一双丈人鞋，脏兮兮的，上楼下楼总是拖拉着。难道旧文人都是这个熊样？嘿嘿。”
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。当时我想，我要是有闻一多这么个老师，该有多好啊！为什么现在的青岛，就没有这样的人呢？
后来，我又在收音机里听过宋代周密的文章《观潮》，是写钱塘江大潮的事情。我当时虽然早已能背诵这篇文章，但理解不深。自从听了收音机上的讲解，使我更喜欢古文了。
大概是这一年的夏天，母亲对我说，你喜欢古文，《史记》和《聊斋》是必读的书。只要你能够读懂这两部书，别的古文，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。
于是，我就开始读这两部书。是母亲从学校图书室里给我借的。母亲不让看有注解的书。她说，你先读，读不懂没关系，能读懂多少算多少。多读几遍之后，有问题，再去查。这是中国古人的读书方法。还有，多向有学问的人请教，多拜老师。多拜老师，才能进步快，懂得多。母亲的这些话，对我后来研究古文，研究历史，影响非常之大。
大约到了年，母亲的身体开始不太好了，心脏病加重了。我就想，应该多听听母亲讲述一些她过去的事情。还有，要带着母亲出去走走，多给她照几张照片，多留下一些纪念。
有一天，我借了一架相机，带着母亲和我们全家，到前海、栈桥、鲁迅公园和汇泉一带照了几张照片。
那是个冬天的礼拜天，天很冷，风也很大，天也阴得厉害。母亲一路走得很慢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。但母亲这一天，却很开心。
当我们来到水族馆海豹池看海豹的时候，母亲还说：“在解放前，我就来看过海豹。水族馆最美丽的地方，就是这里有大片大片的红礁海岸。这些红礁石，在解放前的旧小说和老电影中，经常都会提及。”
我的母亲是年8月7日去世的，终年50岁。还记得她去世的那一年，从春天的四五月份开始，天就特别闷热，人特别难熬。到了六七月份，青岛的雨季来了，又热又潮，还三天两头下雨。母亲终于在这一年，实在在病床上熬不住了，竟然真的离开了这个让她多有牵挂的世界，她真的不愿意走。
所以，每逢清明时节，或过年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。她老人家，从事教学一生，也教会了我如何学习，如何交朋友，如何做事，如何做人。我非常敬重我的母亲。她说的话，我会永远照着去做的。今年，又快到春节了，我已是花甲之年。俗话说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思念的日子里，我写下了对于母亲的无限怀念！（9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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